1969年9月，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一批青铜俑，其中有一匹铜奔马昂首嘶鸣，飞驰向前，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飞鸟背上，飞鸟惊讶的回头观望。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工艺精湛，其出土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铜奔马成为了中国旅游标志。
2022年年初，甘肃省博物馆基于镇馆之宝“铜奔马”开发了“绿马哥”文化IP，它的出圈和因丑萌而带来的“魔性”一下子就上了热搜，此系列玩偶迅速被卖断货，也刷爆社交媒体。
50多年来，许多学者就铜奔马的发现、年代、造型、命名及雷台墓墓主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但迄今为止，对铜奔马铸造工艺及雷台墓墓主人还存在较大争议。马是古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农业生产畜力，对其墓主人身份认定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运行情况。
围绕铜奔马铸造工艺及上述身份问题，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40余年的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琦接受“道中华”专访，对此进行了解读。
铜奔马。（王琦 供图）
借助高科技解开铜奔马铸造工艺
2019年，为进一步研究铜奔马及铜车马仪仗队中甲型马和乙型马的铸造工艺，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兰石重装金属无损检测试验中心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铜奔马和甲型马、乙型马分别进行了金属探伤扫描和金属成分检测，通过分析研究，对铜奔马、甲型马和乙型马及墓主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推论。
铜奔马X射线扫描图和金属成分检测结果分析显示，铜奔马是采用陶范分段铸造法铸接而成，先分铸马头、身躯、腿足，再将各部铸接成一体，头部和马尾另铸后，插入身上相应的预留孔内，马头颈为实心，空腹，腹下有一椭圆形孔。马身范铸垫片痕迹不清，马臀上有两块边长约1厘米的铁质垫片，马腿内铸有铁芯骨，为铁骨铜腿，这是铜奔马铸造工艺的新发现。
与铜奔马一起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根据造型分为甲型马匹和乙型马匹，也各取一件样品做了X射线探伤扫描分析。扫描图显示两种马均系陶范法分段铸接而成，其工艺是分铸马头、身躯、腿足后，再铸接成一体，马头颈实心，空腹，腹下有一椭圆形口，铜腿内铸夹铁芯骨。甲型马的身躯部分是左右两片铸接而成，铜质纯净，铸工精细，身上范铸垫片痕迹不清，身躯高大矫健，耳较长，直立向上，尾做弧形，末端打结，收尾处细长，马身无铭文（照3、4）。乙型马的身躯部分是前后两段铸接而成，铜质不纯，铸工粗糙，身上范铸垫片痕迹清晰可见，形体肥壮，耳较短而前倾，马尾扁平弯曲，身材各部位比例均不及甲型马，前胸刻有铭文（照5）。
铜奔马X射线扫描图。（王琦 供图）
铜奔马与其它随葬马的造型姿态为啥不一样？
雷台汉墓由于早年曾两次被盗破坏，发现墓葬时又遭到人为扰动，考古清理之前，随葬品原貌及器物组合关系等已不复存在。过去认为铜奔马是铜车马仪仗队组合中的一件器物，在展览中也曾作为车马仪仗队的前导而加以陈列。
但是，铜奔马的造型姿态与其它随葬车马完全不同，其它马俑均为伫立静姿（照 6），而铜奔马则呈扬蹄飞奔状，与整装待发的铜车马仪仗队无法形成统一阵列和风格。这匹非同寻常的铜奔马，或许是专门设计铸造出来的一件特殊器物，它不属于随葬的这套铜车马仪仗队器物组合，而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物品。自商周以来，征战中都少不了骏马，秦汉以前，人们就崇尚“马神”。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因而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与祭祀。
铜车马仪仗队。（王琦 供图）
雷台汉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
关于雷台古墓建造年代，考古发掘报告通过对墓中随葬文物分析判断，认为墓中文物大都带有东汉特点，而且铜马身上铭文“左骑千人”官名和“张掖县”建制名称都只在东汉文献中出现过，因此，把雷台墓建造年代定在东汉末年。但由于墓葬中没有出土墓志铭，墓葬发现时又遭到了人为破坏，导致资料残缺，对判断墓主人身份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从墓葬规模、出土四枚龟钮银质印章、随葬铜车马仪仗俑队威武阵容以及大量精美随葬品和28000多枚铺地五铢钱上看，墓主人为秩比二千石以上官吏。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为金印紫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可见印章质地和印钮形状及绶带颜色是古代官职地位的象征，而雷台墓主人具有使用龟钮银印的身份。
随葬车马组合中，墓主人坐骑，还有从骑、骑吏、伍佰、斧车齐备，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舆服制度。出土的四枚龟钮银印，从其化学性质上讲，金银制品性质比较稳定，一般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锈蚀，银器氧化后也只是颜色变为褐色而已。但是这四枚银质印章文字缺损严重，印面有多道较深刻痕，似乎是有意识将字面铲毁，两枚印文已经完全无法辨识，其余两枚仅存“□□将军”二字（照7），从残存印文可知墓主人是一位将军。其中一枚印章拓印后，经甘肃省博物馆前馆长初世宾和前副馆长张朋川二位先生再三观察，依稀辨认前两字可能为“破羌”二字。马身上铭文表明墓主人姓张，再按其时代、籍贯、历官、封地、卒年和政治地位排查，只有东汉末年的“破羌将军”张绣最符合条件。
武威雷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级别属于二千石以上秩比官吏，根据《魏略》记载：“官渡之役，张绣力战有功，升迁破羌将军，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绣特多。”说明当时封邑二千户的将军只有张绣，而“左骑千人”“张掖长”的秩比最高只有三四百石，所以，“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不可能是墓主人。如果墓主人是张绣，这批甲型马就有可能是其亲属铸造的送葬賵物，因为忌惮曹丕，而没有在马上留下铭文。（采写 | 马廷魁 制作 | 胡琪）
银质印章电子显微镜照片。（王琦 供图）
由于铜奔马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铸造工艺，其用途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供奉品，墓主人死后一起随葬。在铸造工艺上确认了铜车马仪仗队中甲型马和乙型马是不同模型和工艺分别制作的两批制品：甲型马是墓主人亲属的一批送葬賵品，乙型马则可能是墓主人的夫人后来死后二次合葬时亲属的一批送葬賵品。根据墓葬规模和大量随葬品情况分析，再通过对东汉末年河西地区二千石以上俸禄官吏排查，只有当时武威郡的“宣威侯”张绣符合条件。据此推断，武威雷台汉墓墓主人应该就是张绣。
王琦，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4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是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历代陶瓷、青铜器及佛造像研究鉴定。1995年至今任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